藥食同源可以說是中國古代人的一種共識，所謂“有食便有藥也”。中國古代的醫學養生家以及非醫學養生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根據“食”與“藥”的性能進行合理調配，從而達到防病治病、養生益壽的目的。中醫認為，每一種食物都具有藥性，很多藥物也可作為食物的代用品，食療與藥療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密不可分的?！吨芏Y》中即有食醫、疾醫以及瘍醫和獸醫的劃分。本文所要考察的中古時期的蔥，便是中國古代藥食同源的生動寫照。
日本學者山田慶兒先生曾言，“越接近近代，本草書中有關藥物形態、顏色、生長環境等博物學性的記述越見增多，而且有圖，其記述也逐漸趨向準確”。本草書中認識與使用蔥，或者說蔥的各個部位入藥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蔥的入藥部位和蔥的種類均在不斷擴大。在《神農本草經》中具有藥效的為蔥實與蔥莖（蔥白），到了魏晉時期，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中記錄蔥的入藥部位則有蔥實、蔥白、蔥根、蔥汁、蔥葉中涕（蔥苒）等5個部分，《名醫別錄》與之類似，有蔥實、蔥根、蔥汁等。
入唐后，可藥可食的蔥的種類漸多，如在《新修本草》中，蔥實的“謹案”部分即有“其人間食蔥，又有兩種：有凍蔥，即經冬不死，分莖栽蒔而無子，又有漢蔥，冬則葉枯。食用入藥，凍蔥最善，氣味亦佳也”的記錄。唐人孟詵在《食療本草》中亦言，“冬蔥最善，宜冬月食，不宜多”。
《新修本草》還提到山蔥與胡蔥，“山蔥曰茖蔥，療病似胡蔥”。茖蔥（山蔥）在先秦似乎就有了，《爾雅》中便有茖的記載，晉時郭璞將其解釋為，“茖，山蔥（茖，蔥，細莖大葉）”。李時珍對茖蔥亦有詳細記載，“茖蔥，野蔥也，山原平地皆有之。生沙地者名沙蔥，生水澤者名水蔥，野人皆食之”。
而漢時進入中國的胡蔥開始被作為藥物越來越多地被本草典籍記錄，但料想其藥效不如中國本土的大蔥，所以在魏晉藥方中并未見胡蔥的身影，在唐時才有胡蔥療病的零星記載，如《食療本草》似乎是首次記錄胡蔥和胡蔥根的藥效情況，“主消谷，能食。久食之，令人多忘。根：發痼疾”。在孟詵所撰的另一部方書《必效方》中亦有“療惡蠔已洪腫者并瘥方，取胡蔥于煻火中煨令軟即出，以紙隔手挼令破，以搨瘡上，以痛定為度”的記載。在之后的歲月里，胡蔥多在西北地區食用與藥用，所以才在元朝有“元人飲膳正要作回回蔥，似言其來自胡地，故曰胡蔥耳”，在明代出現“今俗皆以野蔥為胡蔥，因不識蒜蔥，故指茖蔥為之，謬矣”的茖蔥與胡蔥的混用情況。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對蔥進行釋名時評價蔥“諸物皆宜，故云菜伯、和事”，并將上述本草典籍對蔥的相關記載進行整理匯總，詳細記錄了蔥的莖白、葉、汁、須、花、實，茖蔥及子，胡蔥及子等蔥的各部位、各種類藥用情況。
藥用
前述已知，蔥在漢或更早時期就成為一味藥，在西漢至東漢年間成書的《神農本草經》中便有“蔥實”藥效的記載。從魏晉時期開始，方書中蔥入藥的有關記載則更豐富一些。
通過對《外臺秘要方》《醫心方》等方書詳細搜索后發現，以蔥為藥配伍形成的藥方在魏晉時期共有34種，由這些含有蔥的藥方可以看出以下3點：
1.魏晉時期已經出現了以蔥白命名的蔥豉湯、蔥豉安胎湯、蔥白湯、蔥白大棗湯、當歸蔥白湯等，且多用來療治傷寒、霍亂、產科疾病等；
2.魏晉時期蔥的療病范圍不斷擴大，內服方面，對傷寒、溫病發斑、霍亂煩躁以及產科疾?。ㄖ稳焉锆懖》剑┑葍瓤萍膊〉寞熤危ㄈ褘D腰痛、妊娠胎動）有較好的療效。外用方面，魏晉時期蔥（蔥葉、蔥中央）因刺鼻的辛臭氣味就成為醫家“起死人”（自縊死、猝死、尸厥）的藥物之一；
3.魏晉服石風靡，時人因服石也出現了心腹痛、傷寒寒熱、大小便不通等病癥，可以療治心腹痛、小便血的蔥白就被醫家納入治療因服石而引發的疾?。ㄌ摕峒跋确L水腫、服石乳石）之中，之后便成為服石人“當宜收貯藥”。
入唐后，含有蔥的藥方可以說是俯拾皆是，以蔥命名的湯、膏等劑型也隨處可見。唐時基本承繼魏晉對蔥的藥用方式，比如入唐后，以蔥白命名的蔥豉湯、蔥白湯、蔥白當歸湯仍是療治傷寒等疾病的主力軍，如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就錄有不同藥物與蔥白配伍形成的蔥白湯和蔥白豉湯，用于“胎動及數墮胎”“痰飲”“五石毒”等疾病的療治；敦煌出土文獻六十一療服石殘卷（羅振玉氏舊藏）中也有“黃芩蔥豉湯方”和蔥豉湯方的記載。此外，唐時也出現了以蔥白命名的飲子“蔥白等七味飲”和以蔥根命名的藥粥“蔥根葛豉粥”。蔥飲、蔥粥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說明蔥的藥用在藥材市場不斷成熟的背景下已經不局限于初級的簡單制作階段，而是向深加工方向邁進。
此外，蔥在敦煌醫方中應用相當廣泛，其中胡蔥的運用相較于中原地區可能要多一些，如單藥方殘卷《伯二六六六》中有，“胡蔥搗和生油塗上人一切惡腫疼痛不可忍”，不知名醫方第八種殘卷《伯三二〇一》有“胡蔥根，三升切腳氣腫滿上故急捋腳”，不知名醫方第九種殘卷《伯三五九六》有“又方：癰腫，取灶下黃土和胡蔥搗，涂之，甚效等”。而入藥部位與中原地區無異，也多是以蔥白為主，其他還有母蔥【無（著）子者】、蔥心、蔥葉、蔥子、蔥汁等零星記載。用于主治“瘡腫風入垂死”“療小便”的青蔥葉和主治“金瘡血出不止”“大便不通”“霍亂”的生蔥白應是在民間較為奏效，故在唐高宗時期被當時的朝廷刻在龍門石窟藥方洞上，頒至全國。
食用
中國人很早就食用蔥了，《莊子·徐無鬼》中便有，“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抖Y記·曲禮第一》中也有進食之禮要將蒸蔥安排在外邊；而《禮記·內則第十二》則載有，“大夫膾：春用蔥……脂用蔥”“麋、鹿、魚為菹，麇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醋）以柔之”。故蔥在漢代蒙學讀物《急就篇》中成為一種常見而又重要的字，要求當時的兒童學而習得。蔥很早就是食療體系中的重要一員，《黃帝內經》中“毒藥攻邪”用五菜為充，五菜之中即有蔥，其他為葵、藿、薤、韭，而《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不晚于西漢末年。故中國人用蔥食療的歷史應該在西漢或更早的時期。
在魏晉時期嵇含的《南方草木狀》之中還提到當時嶺南地區有一種“水蔥”，但這種水蔥只是外形與蔥很相像，卻并不是蔥。唐時敦煌地區蔥是較為普遍的亦食亦藥的蔬菜，敦煌童蒙讀物與字書中（敦煌本等《雜抄》一卷）所見的藥材里有蔥，十世紀上半期抄寫的敦煌字書殘卷，也被稱作《雜集時用要字》，其“菜蔬”類目之下也有中原地區比較少見的胡蔥、沙蔥等。
當然，在漢朝及以前也形成了食蔥的一些禁忌，“正月勿食生蔥，令人面生游風。蔥、韭初生芽者，食之傷人心氣。生蔥不可共蜜食之，殺人。棗合生蔥食之，令人病。生蔥和雄雞、雉、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竅經年流血。夜食諸姜、蒜、蔥等，傷人心”。
在東漢成書的《四民月令》中便有種蔥（大小蔥和胡蔥）時節的詳細記載，說明至遲在東漢以前蔥即大面積種植培育。到了魏晉時期，由于經濟發展和城市繁榮，蔬菜種植與經營規模不斷擴大，人工栽培的蔬菜品類日趨豐富，品質持續優化，因而在民眾日常生活中，蔥的需求不斷增多使得蔥的種植方法也日益精湛。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對此便有詳細記載，唐時農學著作《四時纂要》也有“種蔥法”的記載。
培育技術的日益精湛，也使得蔥的種類不斷增加，北魏前期成書的《廣志》記載，“蔥有冬春二蔥。有胡蔥、木蔥、山蔥”。還有一種紫蔥，《晉令》中云，“居洛陽城十里內，有園菜欲以當課，聽引起長流灌紫蔥”，這或是一條郊區菜農愿意種紫蔥供應皇家，但前提是準許其利用官渠灌溉的“律令”。
蔥（大蔥和小蔥）是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菜茹，其聲譽價值的獲得不僅基于自身食療效果，更基于某些帶有植物崇拜的文化心理因素。這種心理在古代的服食養生體系中進一步升華。中古時期宗教與服食養生風氣對蔥的形象進行了多重文化意義建構，而文化意義的建構又反作用于蔥，影響其實際藥用與食用價值的判斷，彰顯了中古時期的本草與宗教、社會飲食風氣之間的良性互動。（郭幼為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